桂北有句话，叫“兴全灌，凑拢鼎锅吃得饭”。是说兴安、全州、灌阳三县，不仅土地相连，语言相通，且性情相融，禀性相似。三县农民同样是在土地上“掏食”，享受同样的改革政策，但似乎兴安农民的头脑比较活络，富得比较均匀，发展比较平稳。有数字为证：兴安农民人均收入，曾连续十几年为广西第一。去年全县37万城乡居民，年末存款余额达到32亿元，相当于毗邻大县。如果说兴安的农民特别能吃苦，恐怕邻县不服；说兴安农民文化素质高，似乎也不见得。兴安农民到底有何诀窍？

　　兴安的传统农业，是稻谷、白果，山区有毛竹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种柑桔，发展到漫山遍野都是，一到收获季节，路旁都是“小灯笼”，煞是喜人。现在，几十年前种的柑桔因为老化，且得了黄龙病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当年柑桔园还在，但取而代之的品种是南丰蜜桔、夏橙等。一些种柑桔的高手，走出国门，到东南亚国家做技术指导去了。农民出国当师傅，让人大跌眼镜。

　　传统产品如何搞出新的名堂？白果可以作证。兴安白果据说在全国产量第二，质量第一，其中又以高尚、崔家为最。但奇异的是县政府大院的一棵老白果树，却一直不结果。高尚乡推广站的周站长上世纪末搞起了人工授粉，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，那棵老树也硕果累累。更让人佩服的，是兴安农民见到北京林业部种的白果不结果——也许当年种时只想到观赏，三个农民“胆大包天”，竟跑去北京承包白果，让从不挂果的树有了收获。

　　种植业经常陷入一种怪圈：“少了就喊，多了就砍，农民卖不卖得出没人管。”当然，市场像一只“魔手”，变化莫测。邻县曾发动种日本小南瓜，农民很听话，一哄而上，但如何种，如何提高质量，如何卖？少有人去钻技术、钻市场，结果是昙花一现：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，不是卖不出，就是价钱低。兴安农民也碰上过这种事。有一年县里号召种苕藠头，罐头厂收购，但罐头厂一改制，私营企业不愿做亏本生意，不收了，却苦了农民，政府只好叫农民用沙子把苕藠头垒在家里储存食用。兴安农民痛定思痛，学会了动脑筋：某样东西去年价格好，我不跟风；今年价格低，我不砍苗，三思而后行，平稳过渡。因此，在兴安你想发动农民种什么，农民不会盲目跟风，遇事要在脑子里打个问号。这种现象，颇有点玉林农民当年种香蕉的“风采”，“政府号召种红麻，我就不种红麻，政府禁止种香蕉，我就要种香蕉”。听起来有些偏颇，但这是农民交了“学费”得来的，弥足珍贵。

　　有主见，不跟风，不唯上，只唯实。聪明的农民大多如此。

　　柑桔不仅富裕了兴安一代人，更是“武装”了一代人。 （下转4版）

　　当年为了销售，好些人走南闯北，把全国的市场都置于自己的眼中，谈起华北、东北，就像是谈论自己的邻居。见多识广，阅历丰富，农民都知道慈禧太后的尿盆是用金子做的。这种经历和阅历，比靠种柑桔娶老婆、修房子、买机械还要宝贵。到柑桔不“吃香”了，农民立马改种巨峰葡萄。现在兴安号称“南方的吐鲁番”，不过，不是单纯种葡萄，而是种美国红提，还有维多利亚、达米拉、红玫瑰、美人指等几十个新鲜名字。收获季节，车过兴安，公路两旁摆满了各种葡萄和红提，红的鲜艳无比，绿的青翠欲滴。真是挡不住的诱惑，你想不停车买点都难。

　　注重种，更注重销。每年兴安柑桔、葡萄总是比邻县多卖几角钱一公斤，邻县产品要运到兴安去卖。这要得益于兴安在各大城市建立的销售网点，找到了直接销售的渠道。在兴安，好些乡镇都有三五十人搞销售，不少农村人变成了商人，商人又变成了城里人。于是，与邻县相比，兴安县城的房价最贵，也最好卖，私人建房的比例最高（今年已不准私人建房），占了几近一半。有个数字，1993年，兴安县城只有4.3平方公里，如今已有10.2平方公里，县城人口从3.6万人上升到8万人。

　　种植让兴安农民尝到了甜头，更是改变了思维。地里不一定是种柑桔，不一定是种葡萄，十年八年之后，也不一定是美国红提，园里换了一茬一茬的新内容，但有一样东西不变，就是永远不保守的脑子，一种不舍的追求精神。当年柑桔成规模，他们就搞保鲜，搞加工厂，搞冷库；后来葡萄成规模，他们就搞袋套，如今又搞避雨栽培；每一样都比邻县快三几年。现在又搞礼品农业：头脑活络的农民发现，产品一经包装，价值就增加几成，甚至成倍翻番。于是，提子、罗汉果、禾花鱼、柑橙、白果、桃子，就包装上市。毛竹也很少卖成品，在当地制成地板、凉席、竹字画，销到日本和东南亚。不过，山区农民如今砍竹大多动口不动手，请龙胜、资源人来砍。

　　兴安的领导是否相当高明？似乎是，也不是。说是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农民还记得县领导当年某某种柑桔，某某种葡萄——老百姓心中有杆秤。说不是，是历经改革开放30年，农民变得比较成熟、稳健，不太要县里领导号召，只要做好引导、服务就行。

　　种葡萄那几年，县里要求各单位都搞示范点，叫做“领导做示范，农民跟着干”，桂黄公路两旁搞了40多个示范点。如今这些点大多转到能人或企业承包，所留无几，但是，它对全县农村的示范和推动作用，却是不容否定。现在，县农科所还有基地，专门研究新品种，成功之后，就让农民自发参观。县里至今每年拿出数百万，用于发展农村交通道路，扶植农业产业化。

　　谈到如何指挥农民种植，县领导说，重要的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，不搞瞎指挥。在好些地方，换一届领导就变一种花样，今天种桃，明天种李，翻来覆去，朝三暮四，农民最恨这种“煎烧饼”。兴安的种植业似乎没有大起大落，与领导不搞今是昨非分不开。前任做对的保持，做错的悄悄改正，只是因势利导。就像对一个正在旋转的陀螺，一张正在行驰的竹筏，只要轻轻一拨，费力少，收效大，是谓“四两拨千斤”。

　　尊重农民的首创，不等于当“甩手掌柜”。闯市场经济，难免会有恶浪险滩，县领导主要是提供服务。农民种出来了，如何卖到好价钱？县里就组织各种协会，提供信息，技术，从种子种苗，再到销售。这个县有大大小小各种协会数十种。大溶江有个“桂林漓江果品蔬菜销售协会”，不仅对当地产品“吃在嘴里、看在碗里”，还把“手”伸向田阳县的蔬菜、资源车田的西红柿、灵川大圩的葡萄，四处承包销路，做得全区闻名。

　　同是在土地上流汗，兴安农民效果大不一样。探索他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不经意间走过的足迹，记者似看到了中国农民的不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精神。 (蒋钦挥 )